我父亲1975年去北大读研究生，当时学校里全是红卫兵。他回忆说，虽然他一直在机关工作，但是很多认识的同学和朋友都在“文革”中死了。因为他学的是经济，所以没被下放到干校，但是在北大也挨了很多批斗。 有一天，父亲和几个同学正在被批斗，忽然看到一个人骑在一个马扎上，周围一圈人，正襟危坐，听得这个人讲哲学。 这个人就是冯友兰。
“文革”期间，很多大学都不招生了，但北京大学依然坚持着，招收了一批学生。其中有一个女同学，是当时北京副市长的女儿，因为家里被打怕了，所以一心想上学，就报了名。后来这个女生毕业分配到国务院工作，在国务院开会时，见到父亲，还叫了一声“爸爸好！” 那时，无论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上，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记得小时候，我们一家人看《少林寺》这部电影时，母亲对父亲的阶级出身有些不满，不停地抱怨：“地主的狗崽子，怎么还看得起电影！”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人受到牵连。我的一个亲戚因和我的祖父是上下铺的关系，也被迫离开首都到黑龙江插队落户。
“文革”结束后，很多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平反昭雪，我的这位亲戚也在“改革开放”后回到了北京。
凤烜鄍优质答主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发展经济基本上处于失控之中，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生产力水平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倒退回建国以前。文革后期，中共党内一些骨干和国家的管理者反思到这种现象的后果，如周恩来总理于1972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始着手对中国经济开始进行调整。1973年，周恩来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科技、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即后来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文革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1975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对当时已经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和混乱无度的政治环境进行整顿。但由于受“四人帮”干扰破坏，使这次整顿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党和政府逐步开始了拨乱反正和经济转型。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提出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中国开始了由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渐走向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巨大转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了在农村和城市实行经济改革，以及对外开放政策，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和“两个凡是”，开启了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新的发展时期，并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持续发展的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