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拿走了孩子的幸福？
记得第一次看到“留守儿童”这个标题，是几年前的某一天在报纸上。当时，因为好奇心的驱使，我顺便摘抄了下来。但那时并没有多想，只是隐隐感觉这个标题背后一定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而这段故事的背后更蕴涵着一个令人深思的话题。
谁又曾想到，这一看竟成了我对留守儿童研究的轨迹，并为之写下一篇将近20万字的社会调查回忆录——《行走中的幸福》。在调查研究的这4年来，我跑过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400多个县，走访过200个左右乡村，听过340多个留守儿童的痛苦与欢唱。在和孩子们相处的这些日子里，留下的不仅有泪，还有欢笑，当然更多的是震撼——对留守儿童的命运和未来充满无限苍凉震撼的同时，更加深对我的课题研究的思考。
在这4年里，我跑过很多城市，也走过不少乡村。在一个个城镇，在一个个乡村，我留意着街道两旁房屋墙上贴着的招工广告。这些广告上，大多写着“要求：18—40周岁”之类的字眼。我心想，这有什么，我40岁以前也不满足条件啊！可当我看到一些招工广告写“须家属同意”时，才忽然想到，这些孩子多半没有父母，而他们上学、打工、生活的背后，一定会有许多故事。也正是从那时起，我认识到，“留守儿童”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问题，它产生的社会背景、社会根源以及它对社会构成的危害均不容轻视。于是，一个普通人眼中普通的调查，便在这时候开始酝酿以及启动了。
可当我真正在工作中接触到留守儿童后，我才体会到做他们的朋友是如此愉快，和他们在一起我会感觉到年轻。无论我走到哪儿，这些孩子总是喜欢跟在我的身后，叫我姐姐，叫我老师。有一次，我和他们聊天，问他们认识的家长中谁是最大的。他们说当然是爷爷啦，有的还说一定是爸爸或妈妈。我笑了，对孩子们说，那你们见过谁给爷爷过过生日？没等孩子回答，我又接着说，你们知道过年的时候，谁的生日最开心，不是爸爸妈妈的，也不是爷爷的，是儿童时代的自己的生日最开心。因为过生日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过来祝福你，对你笑，给你送礼物，即使父母不一定在家，即使那可能是你这辈子过得最孤独的一个生日。孩子们听着，静静的在思索。好一会儿，其中一个孩子抬头望着我说：“童老师，我知道了，是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那个生日最开心。”说完，其他孩子也跟着笑了起来。
看着他们纯净的笑脸，我没有回答，只是轻声的说着：“是的，是的。”
也许，在家长们看来，他们在给孩子提供学习的机会，让他们成长，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家长们是否问过孩子，孩子，你想不想上学？不想。那为什么还要让你上学？没有回答。其实，如果他们问的话，多半孩子是宁可不上学的。因为上课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折磨，一种被流放的痛苦。他们想游戏，想自由。
但孩子真正的幸福在哪里，又谁真正拿走了孩子的幸福呢？是父母的溺爱，是家长的宠爱，还是学校里繁杂的学习任务剥夺了他们的欢乐？在我这几年调查走访的过程中，我听过一位奶奶讲她为孩子牺牲了一切的故事。也看过很多家长写的给孩子争取利益的报告。也看过很多学校的各种为孩子好的计划、制度以及日志。但我却从家长们、学校们所做出的一切表面工作看到他们内心的在乎与不愿看到的真相：孩子并不快乐。
孩子并不快乐，真正剥夺了孩子快乐的恰恰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给孩子提供了很多条路：上学——考大学——找好的工作；上学——玩游戏——变成街头混混。但这两者，其实都不是孩子最想要的。但我们的社会却提供了孩子选择的道路仅这两种。而其他的道路呢，我们的社会并没有提供给孩子选择，我们的社会没给孩子留路，就像这篇文章的题目说的——谁拿走了孩子的幸福？我们真的应该问问自己。
很多年以前，我们的祖辈是放养孩子长大的，而现在，我们却主张精细化饲养。孩子在家长的保护下，在社会中遇到的危险越来越少，吃的、穿的、用的越来越精细，所受的教育越来越精细化。但孩子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却忘记了问孩子。而我们现在所给予孩子的一切，都是依照我们认为的那个“好”的标准给予他们的。而我们认为那个“好”的标准，其实是我们的想法。其实更多的是我们不想孩子过得像我们的童年一样，不想孩子像我们的童年时代一样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书包，没有玩具。但是我们忘记了问孩子他们想些什么了。而我们给予孩子那些我们认为好的东西，却忘了问孩子他们到底需要什么了。社会要孩子怎样成长，家长却不能自己为孩子做主，还是交给社会吧。社会已经为我们的孩子定下了养尊处优的成长规划，而家长只需要负责执行即可。
可结果，我们的孩子却变得不懂事，变得任性和自私，变得不知道感恩，变得只知道索取，变得以自我为中心。其实，这一切的根源皆在社会。
在很久以前，中国的老一辈人都知道打腰刀的故事。小孩子不听话，父母就用藤子打孩子的腿到，边打边问，知道错了吗？知道错了吗？孩子哭喊：“知道啦！知道啦！”其实，孩子并没认识到自己到底哪儿错了，只是害怕父母的棍棒继续打来，所以即便不知悔改，为了不受皮肉之苦，为了保全性命，便大喊“知道啦！知道啦！”以此来表明自己已然认识到了错误。